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4月25日，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攻占了北京城，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在煤山（今景山公园）上一棵歪脖树下选择了自缢殉国，从此大明帝国走向终结。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（今南京）登基称帝，到朱由检在煤山殉难，大明政权前后存在了整整276年。俗话说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”，大明作为一朝近三百年的王朝，根基深厚，尤其是广袤的南方地区依然被忠于明朝的势力牢牢控制，且南方相较北方未被战乱大规模波及，仍显现出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当崇祯皇帝死讯传到南京时（1412年，明成祖朱棣曾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，但南京依旧保留着首都的地位，实行南北两京制，南京相当于北京的备用首都），南京的明朝官员经过多次激烈的争论和权力博弈，最终拥立朱由检的堂兄、福王朱由崧为新的皇帝，改元弘光，正式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。此时，弘光朝掌控着江南富饶的土地，拥有一支超过50万人的正规军队，经济财力雄厚，粮草充足，而且拥有淮河和长江这两道天险防线，可谓是手握“王炸”好牌，形势相当有利。
展开剩余73%反观北方，李自成攻占北京后，由于未能及时调整和安抚当地士绅阶层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，甚至激怒了山海关总兵吴三桂。最终，吴三桂打开山海关，选择投降清朝，清军几乎未费一兵一卒便控制了这道战略要塞，顺利进入中原地区。清军随后在一场名为“一片石之战”的关键战役中歼灭了李自成的主力部队，随即占领北京，成为北方新的统治者。此时，北方局势混乱不堪，清军入关后将李自成视为首要打击对象，局势对南明相对有利。甚至在河南、山东地区，一些义军主动归附南明，如果南明能够及时北上，恢复这些地区的控制权并非不可能。可惜的是，南明弘光政权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，对战局变化反应迟钝，错失了良机，直到清军剿灭李自成后南下攻打，他们才惊醒，仓促组织起江淮防线。
南明弘光政权在江北地区组建了四个军区，称作“江北四镇”，意图以此防御清军的南下进攻。这四镇分别是：驻防真州（今仪征）的黄得功部、驻防寿州（今寿县）的刘良佐部、驻防淮安的刘泽清部，以及驻防扬州的高杰部。
其中以高杰部实力最为强大。高杰原为李自成麾下将领，因与李自成妻子邢夫人私通得罪李自成，最终投降明朝。李自成在中原一带四处征战，高杰则南逃扬州避难，被南明弘光朝内阁首辅马士英收编。他麾下有4万余人，皆是来自晋陕的壮汉，与江南地区的柔弱兵力不可同日而语。南明重臣、督师史可法对高杰寄予厚望，高杰也被史可法的忠诚感召，率部北上抵御清军，驻守徐州。然而，在睢州时，高杰被许定国暗算刺杀。许定国与高杰旧怨颇深，因高杰曾在李自成麾下与许定国交战，并屠杀了许定国家族，许定国设宴诱骗高杰入城，趁机行刺成功。高杰死后，其部队失去指挥核心，不久便被满清豫亲王多铎率领的10万清军南下攻破，高杰旧部纷纷投降清军。
高杰部投降清军后，像多米诺骨牌般引发连锁反应，不久黄得功、刘良佐和刘泽清等部也相继不战而降。南明鼎力打造的江北四镇及江淮防线顷刻崩溃，江北四镇的22万明军兵力全部转投清军，成为清军攻打南明的“带路党”。随后，清军攻入扬州，史可法坚决抵抗，拒绝满清豫亲王多铎的招降，但因兵力悬殊，最终扬州失陷，史可法自尽殉国。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了长达十天的屠城，约有80万人惨遭杀害，这段惨烈历史被称作“扬州十日”。而参与屠城的清军中，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原江北四镇降清的明军旧部。
清军攻陷扬州后，继续南下，兵临南京城下。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五月十五日，南明弘光政权的重要官员赵之龙、王锋、钱谦益等人打开南京城门投降清军。清军迅速占领南京，朱由崧仓皇逃往芜湖。五月二十二日，南明将领田雄、马得功、丘钺、张杰、黄名、陈献策联手劫持朱由崧，献给清军。次年，朱由崧在北京被清廷处死，南明弘光政权正式覆灭。清军掌控了江南这个财富重地，南明之后的隆武、绍武、永历政权始终未能打开局面，重要原因就在于失去了江南这一经济命脉。清廷凭借江南的资源优势，牢牢掌握了战略主动权，不再为粮草供给发愁。而江南的失守，罪魁祸首正是江北四镇的叛降，可以说江北四镇的投降成为南明覆灭的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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